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时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主张红军继续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等偏远地区转移。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另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但是，张国焘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尔后向东发展。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于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先头部队也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但后续部队行动迟缓。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在包座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4800余人，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抓住甘肃南部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共同迅速北进，开创新局面。然而张国焘制造种种借口，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并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今高吉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中央关于同张国焘斗争所采取的步骤及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7日，红军陕甘支队夺取天险腊子口，18日乘势占领哈达铺，27日进占甘肃南部的榜罗镇和通渭。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率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会后，陕甘支队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城）。至此，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转战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15军团。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后，9月中旬，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4、第30军共约8万人分别从阿坝、包座地区南下。广大指战员不顾饥疲与险阻，再过草地，下旬全部集结于党坝、松岗、马塘地区。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另立党的“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道路。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8～20日，红军南下部队进行了绥崇丹懋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攻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接着，又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24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分两路向上述地区发展，至11月12日先后攻占宝兴、天全、芦山，歼灭川军一部。19日，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10多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敌1.5万余人，但自身也伤亡近万人。红军连续作战，缺少粮、弹，不断减员而无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1936年2月，南下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转移。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雪山，于3月进入西康省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这时，红军南下部队减至4万余人。

1935年9月，国民党军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新的“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机动，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向南渡过澧水和沅江后，于11月底进占溆浦、辰溪、新化、蓝田地区。尔后转向西进，1936年1月9日、12日先后占领黔东的江口、石阡地区。由于国民党军迅速逼近，红2、红6军团于19日决定，放弃在石阡、江口创建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2月2日，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接着展开于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进行群众工作。27日，在各路国民党军迫近的情况下，红2、红6军团再次西进，进入乌蒙山区，同优势之敌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山地回旋作战。突破重围后，于3月22日进抵云南省宣威县来宾铺，28日又南进至贵州省西南部的盘县、亦资孔地区，并准备在此地创建苏区。30日，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要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电令，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红2、红6军团分别从云南省西北部丽江的石鼓、巨甸两地渡过金沙江，向北挺进，接连翻越几座大雪山，于7月1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共同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36年夏季，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以后，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并于10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抵制和反对。经任弼时等进行团结工作，红二、红四方面军于7月上旬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进。红二方面军分为两个梯队，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茫茫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局面”。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5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通过腊子口，击溃国民党军的拦阻进入甘南，于9月中旬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21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关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向宁夏发展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进，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间渡过黄河，单独向甘西北发展。27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迅速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30日，红四方面军折返北进，10月9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4日，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2]